近十几年来，美国一直在努力推动“再工业化”以应对产业空心化的后遗症。然而，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，包括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，其成效并不明显。尽管在新冠疫情后制造业回归的势头有所加快，但其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并未明显提升，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挑战。

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美国政府就持续推动“再工业化”战略。从奥巴马政府开始，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如“购买美国货”、《制造业促进法》和“五年出口倍增计划”等，希望重振美国制造业。特朗普政府继续强调制造业发展，将发展美国制造业、扩大制造业就业规模等列为施政纲领，并发布《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》来提高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导地位。而拜登政府上任后也进一步强调扶持美国制造业，签署了《通胀削减法案》并要求建立供应链的长期弹性，以加强美国制造业。

为了推进“再工业化”进程，美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都给予大力支持。2017年，美国进行了30年来最大幅度的税收制度修改，《减税与就业法案》将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%降至21%，特别针对制造业的减税政策鼓励美国跨国企业将资金回流。同时，政府大幅修改了《多德—弗兰克法案》的主要条例，放松了金融监管，进一步促进了“再工业化”的目标实现。

相对于“去工业化”阶段，美国“再工业化”阶段实现了更高的产业链价值，制造业就业人口也有所增加。然而，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并没有明显提升。1997年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.1%，2007年下降至12.8%；2008年至2015年，始终在12.0%至12.3%范围内波动，2016年跌至12%以下，为11.74%，2020年甚至跌至11%以下。虽然在2021年和2022年重新回升至11%以上，但多年的“再工业化”战略使资本流入美国的趋势逐渐减弱，税改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显现。

对于美国“再工业化”的成效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，由于美国的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，一家工业公司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立生产线和供应链。发展工业需要基础设施提供保障，而工业投资的回报周期长且回报率不高，还受劳动力招聘和培训、劳资关系的影响。地方政府财政有限、基础设施破旧，很难吸引到外来投资，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
因此，尽管美国政府对“再工业化”有着迫切的愿望，但美国商界的积极性并不高。欧美各主要国家在促进“再工业化”过程中普遍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，加强了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力度，出台了外商投资审查、出口管控和贸易防御机制等措施。这些政策不仅伤及他人，也削弱了美国“再工业化”政策的效应。